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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洋码头的前世今生
信息来源:荆州日报 | 发布时间:2020-06-09

沙市洋码头文创园一期效果图

沙市洋码头文创园全景效果图

□菡萏

沙市临水而居,码头文化的崛起,实属自然,且绵延几千年。春秋时,便是楚国的都城外港,宋时已有了堤街,到了明清更是繁华得不得了。江上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岸上车水马龙,号声低吼。

码头,顾名思义,泊船靠岸处。作为陆路交通闭塞的临江小城,水便是命脉,不仅循环体内,还是通向外界的窗口。商贾、学子、旅人、权贵,于江上来来往往;盐、瓷、丝、茶等,在水面川流不息。

那时的码头,属原生态,随坡就岸,各具名目。吐纳粮食的叫谷码头,转运棉花的叫棉码头,同理瓷码头、靛码头、玻璃码头,不一而足。凡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都将呈现,是人类自身热度的延伸。

“玉海金堤”,即现在的玉和坪,处洋码头最东端。楚文化研究名人李南杰老师的外公是沙市有名的私塾先生,母亲也是。小时,外公常带他到江边玩耍,那时大堤上住满了人家,上世纪50年代加高荆江大堤时,全部迁走。外公告诉他,玉是玉石的玉;海,水的意思;金,寸金堤。明代“公安三袁”的小修曾在诗文里记载,日风清美时分,泛舟采石经历。那时沙市就有采石洲,五彩的石头“灿烂崖岸”。他们挑喜欢的,带回去做笔搁、镇纸。当时的玉和坪属隐形码头,也可叫作玉码头,实乃洋码头的前身。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次年,英、德、丹麦、瑞典、挪威等国相继入住,在沙市设立领事馆。三年后又圈定日租界,这便是洋码头的由来。

日本相中了竹架子码头,即现在的四码头。从现今划定的洋码头范围来看,囊括四、五、六三个码头。所不同的,洋码头有趸船,可以停大货轮,其他码头多为木船,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当时沙市有四家轮船公司,小火轮冒着浓烟,在江上“突突突”往来穿梭。各公司在烟筒上刷上黑黄红不同颜色,以示区别。远远一望,便知是哪家的。

海关、各领事馆、洋行、渡口、工厂纷置岸上。建筑多西式,许多材料来自国外,白墙红顶,圆柱拱券,是当时最大的客货码头。荆州一位记者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五楼的珍品室巧遇沙市老码头照片,上面写着湖北沙市,1911年02月25日。应是美国传教士或旅行家拍的。平静的江面白帆似雪,桅杆林立,岸上屋宇宛若宫殿。

洋码头,让沙市迅速蹿红,成为淘金港。荆州城里的有钱人,周边县市的富户,外国的公司银行从四面涌来。形成了以洋码头为原点的商业辐射。

历史是矛盾的,盛景之下有繁荣,更有隐忍、抵牾、祸患与苦难。

1911年,即哈佛那张老照片拍摄后的九个月,沙市巡防营爆发起义。在此13年前,招商局更夫打死杨兴全一事,只是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和伏笔,内外交困中,矛盾往往一触即发。

任何文化均非孤立,无不为时代造影,框定在既定轨道。

有洋码头就有海关,33位税务司,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办事,得爬上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台阶。李南杰老师99岁的叔叔曾在里面报关。从1896年开关到1946年闭关,历时50年,从而标志洋码头洋人统治的结束。征的银子,或用于庚子赔款,或交江汉关国库,或用于市政建设,包括中山路、中山公园的修建。

码头工人,是这片热土根性中最倔强的部分。拼的就是一把子力气,血脉偾张也好,号声“咳哟”也好,都是力量的形式和代表,同时也是羸弱、痛苦、无奈的代名词。一餐早酒的妥帖,一江水的呜咽,均真实拓影。卖力气,一个“卖”字便拘定了悲哀。没机灵机巧可卖,没祖上财产可卖,没专业技能可卖,只有一腔血肉,能换回生存的必需。皮鞭、辱骂、排挤、打压。外国老板的傲慢,中国监工的刁蛮。这个世界是交换的,因低微,只能原始。

码头工人的头披很有意思,一般为深蓝色,可以打成各种花结,缠在头上交叉、或像少数民族那样挽起来、半缠半披或顶在头上,搭在肩头。流汗时,擦一把,又是毛巾,一块布充满无数种魔幻艺术和热情。

婆母曾说,年轻时,给夫家做童养媳,常把脸抹黑,拖板车到洋码头送竹送柴。一排排木船沿江摆开,一缸缸榨菜运至岸上。湘鄂的农副产品,川黔的山货在这里集散。

抗战爆发后,沙市民航业的船只,常在麻袋里藏匿枪支弹药支援前线。

1939年,武汉沦陷,铁路瘫痪,沙市港成为入川要塞,货物人员由此集结转移重庆。沙市大街小巷一夜间挤满了难民,即便手握黄金也买不到一张船票。好多外来客困在沙市,中山马路两旁常摆着急于出手的花花绿绿的毛皮绸缎衣物和古董字画。

1940年端午节前夕,日军为打通进攻重庆的路线,轰炸沙市。硝烟,飞机,轰隆隆的炮弹声。瓦屋飞成碎片,洋码头在劫难逃,招商局的门窗多有损毁。只有天主教堂后面的打包场,安然无恙。因是英国人修的,四楼平台画着大大的米字旗,日本飞机不敢炸。市民提着篮子,抱着被子纷纷跑来避难。整座大楼人声嘈杂。陈老师一家冒着炮火,好不容易在四楼找了个位置,安顿下来。

沙市失守后,江水沉默,船只瘫痪,商铺关闭,有钱人逃离,成为死港。码头工人被日军抓去修碉堡工事,“冻死,饿死,累死”不计其数。连带他们的家眷,命运多舛,人世飘零。

解放后,航运业重新发达,成立了搬运公司。1952年时,风华正茂的李南杰老师在洋码头拍下一张黑白照。一个圆脸稚气的年轻码头工人,顶着头披,微低头,正扛起一袋麻包。麻包压在肩上和头的一侧,高出脑袋一大块。头顶上方是用两块木板搭的滑板,一麻包一麻包的货物手动往下滑。照片旁写着“没有传送带的时代”。

一江水养育一城人,那是大地的呼吸,几千年流动的心肺。

顺着沿江路新铺的甬道,至文星楼,翻过堤,便是洋码头。去岁在雨中去了天主教堂,铁艺雕花围栏,一盆盆怒放的鲜花。于二楼大厅一排排沉默的座椅间坐了会。时间是恭敬的,善和爱是人类寻找的友人,就像擦身而过的时间。无染原罪堂,哪怕信仰不同,人们都希望上万年刮过的江风是温柔的。

在教堂旁偏僻的巷子里,遇到两位妇人,自称义工,在此做饭。端碗的手腕上挂着磨得油光锃亮的十字架珠链,墙角的圣母山供奉着圣母玛利亚洁白的雕像,旁边堆满了鲜花。

今春再去,依旧在雨中,灰蓝的天,寂寞的江水。天主教堂巨大的十字架,沐立在苍茫烟雨中。

重建洋码头后,教堂两旁的建筑已然扒掉,圣母山移了出来。裸式设计,教堂的栅栏和门房也已不见。那些在细雨中散发着薄香的花朵,依旧摆在高高的台阶上,旁边的牌子写着:圣物只能观赏勿搬移。一黄一白两条流浪狗安静地守在大门口,见到我,围跑下来。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叩响了教堂的大门。

这个教堂并不古老,1995年筹建,1997年落成,现代化风格,整洁肃穆,充满浓厚的宗教味。旧基是临江旅社。上世纪80年代,煤贩子为便于运输,也常住在这里。上世纪30年代的西式建筑,最早是老教堂的房产,财务管理处。老教堂在洪家巷,叫洪家巷主教府。

最早传道的是比利时人,后由美国神父接管,修了学校、医院、育婴堂等慈善机构。育婴堂在江对岸,学校为新沙中学女子部、男子部、小学部。男子部即现在的沙市一中。小学部在公园附近,非常漂亮的尖顶红房子,陈老师曾在里面读书。日本人打进来后,成为日军营地。

修女圆脸短发,非常可爱,一个月300元零花钱,够简单生活。过去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修女,包括对岸育婴堂里的教师很多是从意大利请来的修女。那些堂里姑娘,即当年的孤儿有的还健在。她们不幸也幸运,在外界最苦时,依旧能接受教育,且有食物吃。修女说,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供奉她是因为敬爱,并非当作神。

神父拿出来一幅绣品,类似现在的锦旗。缠枝花卉中间簇拥着圣母玛利亚安静饱满的头像,蓝巾蓝袍。头像上方呈圆弧绣着“天主圣母为我等祈”,下方对称绣着新沙女子学校。估计是当初悬挂教室墙上的徽标,后来流落民间,被田神父用100元钱买了回来。杏粉色真丝缎,精美的绣纹杂有金线。近百年的物件,背面有点破损。

上世纪40年代末,老教堂的五位荆州籍修女随美国神父出国进修。一名病死重庆,一名留在美国,另外三名修女获得博士学位后,因无法回国,转道台湾办学。80年代回国探亲,90年代捐款建了这座教堂,取名怀恩堂。如今她们已故,教堂后面,立了碑。尽管是空冢,也是思乡的一种表达,亦是洋码头的一部分。

有天至江边,天已黑透。不少建筑围着绿网。闭合的夜色里,只有一个小窗亮着光。走过去买了瓶水。老板很高,有点忧郁,站在低矮的房间,有种顶天立地的感觉。从窗口望进去,狭小的空间堆满了一件件“稻花香”白酒。偶有挽着裤脚的工人来买啤酒、花生米。工人的工作是翻旧,铲除内外墙,保留主体,重新粉饰贴瓷砖。这也是重修洋码头的主旨,以旧修旧。

老板姓张,在此做了30多年生意。原有自己的门面,前店后仓。除周边市县的商贩,还有四川的商家一驳船一驳船找他进货。上世纪90年代,码头生意的全盛期。春节时,人头攒动,走都走不动。两个大市场,一个批水果干鲜,一个批百货日杂。前些年,随着两湖大市场的崛起,这边开始没落。现在只剩下他一家,门面拆除后,转至教堂门房。门房没了,挪进教堂一楼这间小屋。

昏黄的灯光下,窗外的红漆破木椅挂着个纸板,歪歪扭扭写着:五码头小卖部。怕不够高,椅腿垫了很多半截旧砖。说,不想去“两湖”,这里清闲。我倒觉得他很有眼光,以后开发成旅游休闲胜地,游客增多,自然有得卖。

毗邻教堂有幢三层小楼,青砖,铁艺阳台,讲究的门窗和屋檐。最早叫安利英洋行,英商,经营桐油生意。很有实力,总部在上海,参股沙市老纱厂和后面的打包厂。去年,一楼还搭有石棉瓦棚子,两块蓝漆卷闸门,旁边的石门写着黄山头酒厂经营部。现已拆除,露出本来面目,古朴阔气,民国范。山墙上盘着的绿叶子枝干,已被锯了去,摆在地上。树的根很粗,生于房后,一半长在青砖里,在墙里游走,从前面穿出。沙市老建筑很多这种奇观,是不知名的岁月和种子奇妙旅行的结果。

洋码头的老房子,所剩无几,炮火、无情的江水、拆迁。现在只有打包厂、大慈街、安利英行、吉祥花号、天主教堂、老候船室、老活力28厂、老棉花机械厂继续留存光阴。

1953年修的候车室,先木板结构,后砖瓦结构,拆了一些洋建筑。

上世纪60年代航运业依旧是荆沙人的水上翅膀,码头改用数字命名。东方红一、二号成为主要客轮,重庆至武汉,重庆至上海。沙市人出远门,先坐船出去,再转其他交通工具。朋友说,到外求学,至武汉,水路弯弯,得一夜搭半天的工夫。不像现在乘高铁50多分钟即到。每每离家,父亲相送,夜色的码头里,直到看不见船的灯影。

候车室里,有茶水、瓜子、花生、水果卖。那时穷,烂了削掉一半的梨,一毛钱一堆,都舍不得买。

江边旅店的大通铺,夏天一张破草席,冬天一床烂棉絮。几毛钱一晚,随着生意人的增多而涨价。

疫情期间,朋友绘了《老码头》,看到时便惊艳,幽蓝的祖母绿,更能彰显江水的深邃,人物的忧郁。破碎的台阶,横七竖八的栏杆,炊烟,沿河老吊脚楼,均是晚清民国图景。绘的童年时的沙市五码头,风景可与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有一拼。江南味十足的小城,涓涓流水里泊着两头尖尖摇晃的木船,像被时间稀释的人生,却根植于记忆之海。

一个小而简单的侧面。在亭亭如盖,渐远渐失的时间世界里。

在洋码头老物件捐赠仪式上,一位收藏家拿出一个沙市老工艺品,龙凤挂匾。我也有,一模一样,只是比他的大。结婚时在沙市商场四楼花35元钱买的,还有个松鹤延年的。同时买了一对珐琅手镯,一支派克金笔。在一楼买了一床天蓝色绣花真丝床罩,150元。不会打理,机洗,不到一年就一条一条烂掉。因喜欢,便记得。

上世纪本土最大的商场——沙市商场,已数度更名,洋码头也开始优雅变身。时间,一个城市的孩子。每一天都在长大,就像我们的国家。

我喜欢绕至事物的背后看一看,非猎奇。时间,时间的背后还是时间,那是一个城市的思考。人们可以叫它历史,也可以叫记忆,更多是无言的沉默。

洋码头是把双刃剑,繁荣了这块土地,也掠夺了这片水乡。回顾洋码头便是回顾整个沙市近代史。

当年,洋码头是洋人的码头。中国人只能在里面扛包、卸货,打长工、短工,排队抽签,等活干。今天,真正用洋码头命名,记住它,也是怀念自己。

公路的兴起,结束了长江航道水运业的龙头地位;兴盛了几十年的码头批发业也被“两湖”取代。使命完成,来江边的多是休闲瞭望之人,成为景观区是必然。

时常在岸边走一走,就那么走一走。圆月在天,江风猎猎。走过最漫长的风情带,就像走过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那摇落的星空,野菊花绽放的璀璨江面,依旧雍美。

船只静湾,细浪层层。唇语般的月色,对岸远山如黛的房屋,奔涌而来的黄昏,都是这个城市的细节之美。

一声悠长的汽笛,一声韵律十足的号子,划破多少心碎,又有多少憧憬和浪漫。时间的骨头,被我们记住,坚硬,却含泪挺立。

(菡萏,原名崔迎春,荆州人。文字散见《清明》《作品》《天津文学》《湖南文学》《散文》《四川文学》《草原》《北方文学》《长江丛刊》《红豆》《当代人》《文艺报》《文学报》等杂志报刊。出版有文化随笔《菡萏说红楼》、散文集《养一朵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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